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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武术史》提出一个“武术体系”。这个“体系”是《武术史》一书的基础框架。首先，我们看看《武术史》说了些什么?
《武术史》第25～26页写道：春秋战国(公元前770至前221年)为我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代。一、生产力大为提高，经济空前发展；二、文化学术繁荣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；三、战争频繁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尚武之风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，作为中华文化巨大系统组成之一的武术体系得以初步形成。”接着又提出，初步武术体系形成的三个表现：“一、武术的社会功能向多面性发展；二、武术技术(器械与徒手)向多样化发展；三、武术意识向自觉性、理论性发展。”
关于第一个表现，《武术史》写道：“春秋战国时期运用于阵战的军事武艺，伴随作战方式的变化，固然有很大的演变，但更重要的是武术的表演性、竞技性、娱乐性及健身性等社会功能的出现。武术功能的多样化使其性质发生了变异，突破了单一的军事武艺局限。从技术到组织，从形式到思想，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发展，使它从较为质朴单纯的军事武艺演变成色彩绚丽、丰富多姿的武术文化。”
《武术史》的这段文字是极其关键的，暴露出他们的根本观点，明白无误地提出：武术性质发生了“变异”。说穿了，就是武术的性质从姓“武”变成了姓“舞”。提出了四性：表演性、竞技性、娱乐性和健身性。这并不是什么春秋战国时的历史，乃是今天学院派的“舞术”的写照，抽去了武术的“技击”灵魂，只剩了一个“花架”子空壳。
“变异”是学院派武术的一个最基本和最普遍的观点，用词有时不同，用意是相同的。如：“传统武术的现代化转型”、“现代武术”、“武术的现代化”等等。这里突出一个“异”字，异的意思是变了，变成了什么?《武术史》提出了“四性”：表演性、竞技性、娱乐性、健身性。其实健身性不是“变异”的结果，是武术固有的，所以说“变异”止有“三性”：表演性、竞技性、娱乐性。
《武术史》用大量篇幅论述“武舞”，为今日的舞蹈化武术作历史铺陈，把今天的“武术变异”一下子提到二千七百年前的春秋时代!提出了“武舞与武术一体”、“武舞具有武术实战性”、“武舞与武术套路的一致性”，这样一些极富挑战性的提法，丝毫不加掩饰地摆在读者面前。《武术史》提出非常戏剧性的逻辑：“武术不具技击性，武舞倒有实战性”!似乎无人监督，可以任意捏掐历史。
关于第二个表现，《武术史》说：“武术技艺的多样化，首先体现在日常武艺的发展上。阵战武艺与日常武艺的分流，是武术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。”说阵战武艺的特点是“集体性、单一性与实用性”；“日常武艺则呈现出以个体性为基本特征，并由此产生出技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。”这些话说得多别扭!简直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?这里，提出了二个新名词：“阵战武艺”和“日常武艺”，又提出二者“分流”。
这里“武艺”含义是什么?和“武术”的含义相同?不同?什么关系?是包容?还是从属关系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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